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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和计划生育参考信息》2017年第5期
发布时间: 2017-04-01 来源: 省人口与发展统计信息中心  

权威发布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节选)

  一、2016年工作回顾

  ┄┄

  三是大力深化改革开放,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扩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深化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

  七是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群众获得感增强。┄┄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提高财政补助标准。增加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实现大病保险全覆盖,符合规定的省内异地就医住院费用可直接结算。

  二、2017年工作总体部署

  ┄┄

  (二)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大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深化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协调推进医疗价格、人事薪酬、药品流通、医保支付方式等改革。

  (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由每人每年420元提高到450元,同步提高个人缴费标准,扩大用药保障范围。在全国推进医保信息联网,实现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完善大病保险制度,提高保障水平。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医疗联合体建设试点,三级公立医院要全部参与并发挥引领作用,建立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上下贯通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增强基层服务能力,方便群众就近就医。分级诊疗试点和家庭签约服务扩大到85%以上地市。继续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及时公开透明有效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保护和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构建和谐医患关系。适应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加强生育医疗保健服务。支持中医药、民族医药事业发展。食品药品安全事关人民健康,必须管得严而又严。要完善监管体制机制,充实基层监管力量,夯实各方责任,坚持源头控制、产管并重、重典治乱,坚决把好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的每一道关口。┄┄(来源:新华网2017年3月5日) 

高端动态

★李斌等答记者问 直面回应N个热点问题

  目前医联体试点形式有哪些?取消“药品加成”这块硬骨头怎么啃?3月11日上午,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副主任王培安和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王贺胜,就“‘十三五’开局之年卫生计生改革发展”的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国家卫计委工作落实年的“1、5、3”

  2016年,随着“一纲要、两规划”(《“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十三五”深化医改规划》)的印发,标志着健康中国建设,从思想到战略,从纲领到行动的顶层设计基本形成。因此,国家卫生计生委2017年的主要任务是将“路线图、时间表细化为施工图,围绕‘1、5、3’这三方面抓好落实工作”。

  据李斌介绍,“1”是牢牢把握“健康中国”建设主线。“5”是指建立五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即分级诊疗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全民医保制度、药品供应保障制度和综合监管制度。“3”是指开展3个行动改善民生:一是推进健康扶贫工程,要精准施策,着力解决好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二是深入实施改善医疗服务的行动,围绕患者的需求,从挂号、护理、日间手术、日间诊疗、急诊急救和服务态度入手,提升群众就医的获得感;三是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深入开展改水改厕、城乡环境整治、重大疾病的防治等工作。

  医联体试点李斌提到这些医疗机构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医疗联合体建设试点,三级公立医院要全部参与并发挥引领作用。”因此,医联体建设上升为一项国家层面的政策,备受记者关注。李斌将医联体建设视为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的重要抓手,“通过医联体建设,使大的医院能够舍得放,基层机构能够接得住,老百姓能够愿意到基层去看病。”

  同时,李斌还举例说明医联体试点的4种典型形式。首先是城市医联体,又分为紧密型和松散型,主要由三级医院作为牵头单位,吸纳二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参加,形成一个医联体。比如,“北京市月坛社区服务中心,它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复兴医院是一个医联体,它周边的老百姓非常信得过,愿意到那里接受服务,甚至有的居民都搬走了,还回来租房子,住在服务中心附近来接受服务。”

  其次是在县域的范围内,现在比较好的一种形式叫做“医共体”。把医保的支付方式改革和医共体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从预防、治疗、康复,提供一体化的服务,把县、乡、村连起来。比如,安徽省的天长市,他们一个县里组织了两个医共体,效果是比较好的。

  第三种形式为跨区域的专科联盟,例如,北京儿童医院就是儿童专科联盟的一个龙头单位,他们通过人员培训、疑难重症的会诊,通过对口支援,儿童医院的一些医生也可以到联盟内部的其他医院去服务。

  第四种形式是针对边远地区开展远程医疗,建立远程医疗协作网。一个典型案例是,2016年8月,中日友好医院通过远程医疗组织重症专家、呼吸科专家全程指导外省矿山火灾事故抢救工作,三天以后,所有伤员脱离危险,而且没有一例出现严重的并发症。

  最难啃的“硬骨头”是全部取消药品加成

  除了医联体建设,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及,2017年要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全部取消药品加成。这意味着,我国公立医疗机构将彻底告别“以药补医”的时代。对此,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王贺胜表示,改的是体制机制,又涉及到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因此,取消“以药补医”是深化医改的重中之重,也是今年最难啃的“硬骨头”。

  王贺胜强调,取消“药品加成”必须坚持三个原则: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坚持“三医联动”的“组合拳”,坚持合理的利益导向和激励机制。

  他以福建三明和安徽天长医改模式为例,肯定“腾笼换鸟”的思路,按照腾空间、调结构、保衔接的路径实现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具体而言,“腾空间”即开展药品的生产流通使用全流程改革,挤压药品价格的虚高水分,开展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激发医院和医务人员合理用药、控制费用的内生动力。“调结构”是将降低药品价格、规范医疗服务行为腾出的空间用于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要把检查检验的价格降下去,把服务的价格提上来,体现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价值,优化医院的收入结构”。“保衔接”是医保支付和财政补助,医保支付和财政补助政策要同步跟进、无缝对接,确保群众负担总体不增加。

  基本医保补助提高了钱要怎么用?

  基本医保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压舱石”。“我们已经织起了一张全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覆盖了13亿多人口,这样就为人人病有所医提供了有效保障。”李斌称,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补助标准提高到450元,接下来如何将钱用在“刀刃”上,国家卫计委将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一是扩大药品的保障范围。最新印发的2017年版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较2009年版增加了339个品种,其中儿童用药新增91个品种。“我去年在这里讲过,国家要通过对一些临床急需、疗效比较好、群众负担又比较重的药品进行国家谈判,要降价在50%以上。今年已经全部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群众可以按照比例进行报销了。”李斌说。

  二是多措并举,降低药价。通过药品流通的改革减少流通环节,在综合医改试点省份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推行“两票制”,压缩空间,把虚高的药价降下来。同时鼓励跨区域联合采购,特别是对一些专利药、独家品种包括一些高值耗材鼓励进行联合采购、带量采购,降低价格。李斌强调:“今年还要通过多种办法,包括对一些高值医用耗材试点开展国家价格谈判,降低虚高价格。”

  三是加快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国家卫生计生委今年主要推行以病种为主的支付方式改革,同时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展DRGs的改革试点。

  “基本医保全国联网和异地结算的问题,是本届政府的一个承诺,相关部门、各地也是立了军令状的。”据李斌介绍,2016年实现了省内异地医保结算,2017年将加速推进信息化系统建设和全国医保联网工作,健全跨省异地就医协作机制。

  全面两孩政策成效明显

  “全面两孩政策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人口自身的发展规律,根据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情况,人口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情况做出的科学决策。这个政策从去年年初开始正式实施,从一年多的情况来看,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句话叫做成效初显,一句话叫做符合预判。”针对全面两孩政策的目前情况,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如此总结。

  他还透露,下一步,国家卫生计生委将会同相关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总结地方经验,按照工作方案和任务分工,进一步健全完善税收、社会保障、住房、就业等政策,优先配置妇幼保健、托幼、学前和中小学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构建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鼓励群众按政策生育,保持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对于多位记者关心的我国人口结构,王培安回应,2015年,按照国际口径15-64岁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73%,数量是10.03亿,到2020年还有9.85亿,到2030年还有9.52亿,到了2050年还有8亿多。现在,美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66%,欧洲是67%,日本是61%。此外,欧美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总数只有7.3亿,但是它的产出劳动生产率比我们高得多。所以说,中国不光是现在不缺劳动力的数量,以后科技水平发展了,还有很多替代的措施和办法,劳动力的数量就更不是问题。(来源:健康界2017年3月12日)

分级诊疗

★刘荣玉委员:建立分工明确的医疗服务体系  

  “必须完善并出台符合国情的分级诊疗制度,加强卫生、医保、财政等部门对分级诊疗制定实施的监督指导,确保各级医院诊治病种分流有序、合理利用医疗资源。”谈及分级诊疗话题,全国政协委员刘荣玉说道。

  刘荣玉认为,目前分级诊疗制度尚未完善。三级医疗机构的服务功能无明确规定,各级医院都开展普通门诊服务;双向转诊无明确的转诊程序和健全的规章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从政策层面上没有引导好分级诊疗;医院基本药物制度不完善等都影响分级诊疗制度的实施。

  “要完善各项配套措施,出台具可操作性的指导性文件。”她建议建立分工明确的医疗服务体系,三级医疗机构提供急危重症和疑难杂症的救治层医师培训;二级医疗机构优化结构,改造成“大专科、小综合”医院或慢病专科医院,提供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急危重症抢救及疑难杂症患者的上转工作;一级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常慢多”病的首诊、分诊、慢病管理和预防、老年病长期护理等服务。医院间发挥各自优势,引导患者合理分流,形成医疗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的局面。(来源:人民政协网2017年3月7日)

霍勇委员:医联体实现有赖“医疗扁平化”

  “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医疗联合体建设试点,三级公立医院要全部参与并发挥引领作用,建立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上下贯通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增强基层服务能力,方便群众就近就医。”这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推进医联体建设的内容。

  医联体是指区域医疗联合体,其形式一般是将同一个区域内的医疗资源整合在一起,由一个区域内的三级医院与二级医院、社区医院、村医院组成发展共同体。在医联体中,各级医院之间转诊都是贯通的,这也是我国医改要实现的重要目标之一。

  但在全国政协委员霍勇看来,在我国分级诊疗制度尚在探索且运行不足的情况下,过度强调医联体建设,未必能够取得理想效果。霍勇认为,医联体内上下转诊的专业规范还不明确,比如哪些患者应该留在基层,哪些患者需要送到大医院,都还不好界定;转诊过程中的付费机制也还在探索中。

  “另一方面,目前的医疗体制下,门诊仍然是大型公立医院的主要收入,它们缺乏‘医疗资源下沉’的动力。另外,从提供医疗服务的能力来讲,大医院远远高于基层医院。在这种情况下,医联体建设可能会加重大医院的‘虹吸’效应。”霍勇忧虑地告诉记者。

  “比如,在构建医联体之间,有些基层医院可转可不转或者想转而不敢转的患者,在构建医联体之后,可能就会选择直接向上级医院转诊。这样,大型医院依托自己的软硬件优势,不仅没有减少患者,还接收了更多的转诊患者,这就是‘虹吸’作用的体现。”

  其实,大型医院的“虹吸”效应不只是“虹吸”患者,还包括基层特别是县级医院的医生。

  “我们去年在贵州不少县级医院调研,发现在医联体构建之后,一些被培养好的医生并没有继续留在原来的单位,而是选择了去高一级医院。这肯定不是医疗体构建的初衷。”霍勇表示。

  因此,霍勇建议,构建医联体,首先需要制定专业的转诊指南。同时,还要改善基层医院特别是县级医院的职业环境,为基层医院医生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保证这些人才的晋升空间,并建立针对基层医生的可持续技术帮扶机制,这样基层医院才具备了“软”“硬”双实力。(来源:人民政协网2017年3月7日)

陈仲强委员:分级诊疗提高基层医生水平是关键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大外科主任、北大国际医院院长陈仲强参会,并接受了采访。

  如何把大家从向往到大医院,转变成选择到身边就医?

  希望一些基础疾病、小的问题到附近社区就能够解决。比较复杂的,需要高超技术、高端设备支持的,再到大医院。但现实生活中还有一些需要面对的情况。首先,在区域机构的分布上,需要方便患者就医;第二,专家资源,医生的整体水平要达到患者信任的程度,这样患者才会选择去小医院或者社区中心医疗机构;第三,设备的配备如何,慢性病的治疗、常见病所需药品等是否在社区很便捷。同时,支付方式也需要相应改变。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最近这段时间,随着医改的不断深入,政府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一是支付方式的改变,可以在社区以相对便宜的价格拿到药品;第二,药品品种增多,在社区服务中心也能拿到很多常见药,有些相应检查也能够得到支持;第三,基本设备的匹配也正在逐步达到要求。

  目前,比较大的问题,是社区医生的水平如何得到患者的信任。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要提高整个区域疾病的管理水平,就需要大型医院的指导。要充分发挥大型公立医院在区域医疗中的引领作用,大医院要和社区在医生的培养、资源调配方面相互连接。这很关键。但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整个医疗体系中,有中央单位的、北京市的、区属的、部队的各式各样隶属关系的医疗实体,如何将它们进行整体考虑,这就需要制度和机制上的改变,要形成一个有机的结合体。仅仅依靠号召性的一纸行政命令很难做好做深入。要把医联体建设好,我觉得这是下一步要花大力气去解决的事情。

  关于医疗人才队伍的培养

  北医三院在这方面作了非常多的工作,比方说海淀区医院由北医三院托管,延庆区医院也委托给北医三院管理,而且在整个组织结构、院领导机构上,都进行了深度融合,相对过去简单、松散的连接结构,变得更加紧密。再往深入来看,在这个结构里,管理经验的交流、借鉴、整体工作大局的讨论,学科、专家下到区属医院,北医三院都在做,比过去也深入得多。但是像我刚才所说,由于来自不同的结构、不同区属,运行过程中也会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经费支持等方面还存着一些问题。

  如何改善患者看病难问题

  我觉得对患者来说,一方面是现在到大医院看病很难,比如不能想什么时候挂号就挂得上号;第二个方面是挂上号以后,候诊、看病、检查等很多环节让患者觉得很复杂很困难。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政府主导要逐步推进双向转诊。实际上在今天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医改的重要方面提的任务和目标,就是要在全国更大的范围内,要推进双向转诊工作。以形成有序医疗,让患者有更好的就医体验。同时,不仅可以缓解患者看病难的感受,也可以减轻大医院的沉重负荷和医生过度劳动负荷。

  要想达到这个目的,要有整个系统的调整和逐步认同。方向明确,坚决往前推动,希望在未来的3-5年,让大家看到实质性的改变。(来源:《中国青年报》2017年3月14日)

刘竞先:分级诊疗应突出县级医院诊疗能力建设

  要让患者自主自愿在基层诊疗,进一步实现分级诊疗的目标,必须突出县级医院诊疗能力建设这一关键环节。

  吉林省农安县人民医院院长刘竞先表示,要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加快提升县级医院诊疗能力建设势在必行,结合县级医院目前存在的共性问题,应从资金投入、人才培养、硬件及信息化建设方面循因施策,开出货真价实的“药方”。

  以省级带编带钱,面向社会招聘医校毕业生,充实县级及以下医疗机构。从省政府层面,制定相应计划,出台优惠政策给编给钱,统一进行社会招聘,定向定量分配到县级以下医疗机构,吸引医校毕业生到农村就业,坚持数年,解决基层医院人才青黄不接问题。

  各级政府设立专项资金,促进县级医院提高技术水平。制定县级医院精进医术规划,设立人才培养、培训进修、专科建设、特殊人才引进专项资金,专款专用,跟踪审计,尽快提升县级医院技术水平。

  加大投入支撑县级医院硬件建设。对在医改中表现突出,而目前又面临床位不足、设备落后的县级医院,通过项目支持、资金奖励、设备购置等方面给予扶持,抓点带面,树立一批示范典型,综合展示医改成效。同时,逐步提高财政对医院的差补比例,提升医院自身发展能力,促进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

  重点支持信息化建设。提升县级医院管理水平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是切实加强信息化建设,以系统化、规范化为支撑,强化医院管理,把信息化建设作为考核县级医院的重要内容和标准,督促政府和医院重视信息化、投入信息化、提升信息化。(来源:央视网2017年3月14日)

张泉代表:给基层医疗人员涨收入 把人才留下来

  “基层医疗体系是社会医疗政策的‘第一岛链’。” 全国人大代表、粤电集团公司安全监察及生产技术部高级工程师张泉建议通过深化基层医疗机构改革,促使居民愿意在基层就医、想在基层就医。

  “资金缺乏—人才短缺—没有患者—缺乏运营资本,目前我国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层卫生机构正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张泉表示,目前我国医疗体系仍未形成自下而上分级诊疗模式,老百姓不愿在基层医疗机构就医现象明显。

  张泉说,经济欠发达地区乡镇医疗机构医疗资源严重匮乏,甚至没有一所现代化的基层医疗机构,这是导致居民不愿在基层就医的关键所在。同时,基层卫生人才贫乏也影响了大家去基层医疗机构就医的意愿。“基层医护人员薪酬微薄、基层医疗机构硬件配套设施缺乏或落后,是留不住人才的关键。”

  他建议,进一步深化基层医疗机构改革,由国家财政重点扶持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内陆、山区)的基层医疗机构建设项目;合理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收入水平,“把绩效考评结果作为经费补偿、责任奖惩与收入分配的重要依据”。(来源:金羊网2017年3月14日)

全科医生

任国胜委员:政策配套统一全科医生服务才可推广

  “分级诊疗制度,是当前医改的重点和难点。全科医生签约服务,是破解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可是目前,我国全科医生签约服务还缺乏规范统一的服务内容和标准,这将会严重制约全科医生签约服务的整体推进。”谈到全科医生的发展问题,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任国胜这样向记者表示。

  据任国胜介绍,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先行试点全科医生签约服务的省市,取得了较好的试点效果,医生与患者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契约服务关系,医患双方的满意度都有了提升。

  “可如果没有统一的服务内容和标准,试点下一步的推广就成了问题。现在来看,开展全科医生签约服务试点的省市,其签约服务的内容、方式、流程、标准和考核方式均不相同,这势必会影响全科医生签约服务的整体推进。因为,规范的服务内容和标准是整个签约服务工作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统一的服务内容和标准,就无法对服务质量进行科学的评价和分析。”任国胜说。

  除了缺乏规范的服务内容和标准,补偿政策不明晰也是影响全科医生推进的重要原因。

  任国胜表示,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全科医生的服务费由医保基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和签约居民个人分担,按年收取。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需要承担服务费的各方按什么比例分担却并未明确,这就让基层全科医生的推广失去了工作抓手。

  “实际上,就目前的总体情况来看,部分试点省市仅靠政府财政的少量补贴维持签约服务工作,医保基金还没有对全科医生签约服务实行补偿,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全科医生参与签约服务的积极性也受到了影响。”任国胜强调。

  实际上,影响全科医生参与签约服务积极性的因素,还包括签约服务价格的缺失。

  “全科医生签约提供的是24小时的按需服务,但因为该项服务工作的很多内容和项目是新出现的,目前还没有相应的价格和收费标准,比如全科医生的出诊费、访视费、家庭病床的管理费、预约转诊服务费等都没有相应的价格标准。这种状况,不能体现全科医生的劳动价值,也无法测算和收取相应的工作报酬。”任国胜表示。

  针对我国全科医生签约服务的现状,任国胜建议,尽快明确全科医生签约服务的补偿政策。他认为,各省市可结合自身情况尽快出台全科医生签约服务的项目和收费标准,明确其中医保基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签约居民按什么比例分担相应费用。并且,要将全科医生签约服务与医疗保险门诊统筹和付费方式改革相衔接,发挥医保政策的杠杆作用,将全科医生签约服务的医保报销比例与上级医院拉开差距,以吸引患者基层首诊。(来源:人民政协网2017年3月9日)

彭钊委员:深化医学教育改革加快全科医生培养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农工党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委彭钊提出以下建议:

  一、以全科医学学科建设为核心,深化院校医学教育改革

  将全科医学作为医学院校教育发展的重点方向,抓好规划设计、师资配置、条件保障、教改支撑等重点任务。在所有医学院校设立全科医学专业学科,并将其作为重点学科支持。全面推行医学生早期接触临床实践,普遍开展问题导向和基于器官系统的教学方法,加强医学人文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关怀精神和人际沟通能力。扩大全科医学博士点招生,推动全科医学理论与实践创新,探索建立跨基础、临床、公共卫生、卫生经济学等多学科的全科医学教育体系。

  二、以全科医生培养为重点,深化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制度改革

  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继续强化全科方向的引导。继续抓好“5+3”全科医生直通车培养工作,重点加强下基层优惠待遇的人事政策支撑,完善全科医生人事薪酬制度和激励考评机制。在二级以上医院设立全科医学科,并作为医院评级的基本标准。鼓励大医院与社区卫生中心、乡镇卫生院联合组建全科医生培训基地。把全科医生培养作为专科医生培训制度建设和探索实践的核心任务。在有资质的医疗机构中,开展“5+3+2”全科医生培训,并授予其全科医学博士学位。

  三、多方协同、多措并举,为全科医生培养提供全面保障

  建议国务院在医改领导小组框架内设立医教协同领导机制,强化教育部、卫生计生委的政策协同。将全科医学作为政府财政投入重点。加快人事制度改革,率先启动全科医生薪酬制度改革,设计不低于专科医生平均水平的薪酬标准。(来源:新华网2017年3月10日)

代表委员献策 助力家庭医生飞入百姓家中

  家庭医生如何通过签约服务做好百姓健康和医疗费用的“守门人”?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表示,要通过技术支撑、绩效考核等手段提升家庭医生队伍的服务能力和水平,让老百姓真正感到便捷、管用,改变就医习惯主动选择签约。

  作为我国率先推行家庭医生制度的城市之一,上海家庭医生制度已经覆盖全部215个社区,签约居民达到1027万人,建立了1+1+1签约服务机制,“政府主导,加大二、三级医院优质医疗资源对社区的支持,统一将全市大医院知名专家门诊预约号的50%向家庭医生和签约居民开放,有7000多名专家为家庭医生推荐的签约居民服务。包括我这个全国糖尿病学会主任委员,也随时为社区签约居民服务。”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贾伟平说。

  贾伟平代表建议,除了进一步加大二、三级医疗机构对家庭医生的“技术支撑”,还要用好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的制度支撑,强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平台功能,建立现代管理制度;特别是建立与工作效果及质量相关的考核、绩效分配制度,提高家庭医生人均薪酬水平。

  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常委沈志刚表示,基层家庭医生的专业水平、服务能力决定分级诊疗能否有效运作,要通过加强人力培养和加大基层设备投入等手段,提高群众对家庭医生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信任度,“觉得既可亲又管用”。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雷冬竹还建议,对于签约家庭医生的群众,要在转诊和药品费用上给予更多优惠力度。

  “避免家庭医生签约行为流于形式,让签约居民真正享受到普惠。”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蔡建国教授建议,家庭医生要负责做好健康管理,切实提高诊治疾病的能力,增强责任意识,既不推诿病人,也不耽误患者。通过家庭医生对签约居民医保费用管理,审核费用支出的合理性,严格控制明显与诊断不相符的检查项目和用药;把控费与激励挂钩,充分调动医生的积极性。(来源:新华社2017年3月10日)

王咏红代表:家庭医生收入不纳入绩效工资总量

  如何更好激励家庭医生积极投身到签约服务中去,切实提高服务质量呢?全国人大代表、省卫计委主任王咏红在本次全国人代会上提交建议,希望人社部门尽快明确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收入不纳入绩效工资总量范围。

  王咏红在建议中表示,从总体上看,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政策制度安排上还缺乏有效的支撑,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特别是去年国家7部委联合出台的《指导意见》明确,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收入纳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工资总量管理,不能体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基层医生缺乏多服务、优服务的动力,参与签约服务积极性不高。此外,国家7部委文件明确要求,2017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30%以上,其中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60%以上;到2020年,力争将签约服务扩大到全人群,基本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覆盖,工作任务艰巨。

  如何保证全科医生尽职尽责地为公民健康“守好门”?王咏红认为,通过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可以拓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收入来源,激发基层医生依靠技术和服务来增加合理收入,提升职业信心和职业荣誉感。这就需要突破现有的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政策。如浙江等地已在政策上明确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收入不纳入基层绩效工资总量,此举有力地促进了工作开展。

  王咏红建议:国家层面进一步加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薪酬制度改革力度,人社部门尽快明确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收入不纳入绩效工资总量范围,以鼓励基层医务人员开展签约服务,并调动上级医疗机构医生下基层服务的积极性。同时,充分发挥医保对签约服务的引导作用,动态调整医保对基层的资金补偿分配额度和补偿项目范围,提高签约群众的补偿比例和年度限额,调动签约双方积极性,引导群众签约和基层首诊。(来源:《扬子晚报》2017年3月14日)

郭淑芹代表:“家庭医生”需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

  既不是“贵族专属”,又不是“赤脚医生”,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分级诊疗试点和家庭签约服务扩大到85%以上地市”。那么百姓期待的家庭医生,怎么能更快更好的推广实施,为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呢?

  全国人大代表、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院长、党委书记郭淑芹认为家庭医生制度的推进还面临一些困难:“普通百姓层面完全缓解看病难、看病贵,基础设施和基本的基层技术力量还没有达到要求。”

  郭淑芹建议,顺利推进“家庭医生”需要为其提供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从法律层面上,使得签约医生和这个签约的家庭要都能够有一些制度的保障和法律的保障。家庭医生应该都有全科医生的这种培训,所以我觉得应该完善培养短期培训,让每一个家庭医生都应该能够拿到全科医生的这么一种职业执照。”(来源:央广网2017年3月15日)

公立医院改革

钟南山代表:公立医院姓“公”是最重要的

  曾对医改说“不满意”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钟南山昨日接受专访。

  他表示,今年一个重点的变化是强调医改进程中公立医院的主动参与。医疗市场化的状况不改变,医生与创收就切不断联系。

  医疗改革应直指作为供给方的医院

  钟南山在两会经常被贴上“敢讲”的标签。在去年全国两会上,钟南山直言自己对进行了七年的医改并不满意。今年,尽管他仍然有关于医改的内容要提出建议,但是他认为,今年发生了一些直指医改要害的变化。

  “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医疗联合体建设试点,三级公立医院要全部参与并发挥引领作用。”钟南山着重强调了政府工作报告中这句话里的“公立”二字。

  “报告强调了三级医院应该是公立的,这一条以前很少提。”钟南山说,“其次,这句话强调了,在医改中,广大医务人员应该是主力军,他们要全程参与以及起到引领作用。”

  落实这一点,钟南山认为这是医改的“要害”。

  在钟南山看来,导致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公立医院的定位问题没有解决。

  “以前都是讲需求,现在就发现医改搞了这么多年,看病问题没有解决。”过去大部分的医疗改革在老百姓看病开支、建立健全医保制度等方面有显著的改善,但这都是针对需求方的,而对作为供给方的医院本身的改革投入并没有注重。

  为什么医院要解决市场化的问题?钟南山告诉北青报记者,公立医院如果不姓公,“再多的医保,都会被它吸过去,因为它没有来源。”他继续说道,“为什么现在过度医疗这么多?有些过度医疗的情况,我看了以后都寒心,但有些情况是,过度医疗你不做的话,医院怎么活?”

  中央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中提出,要坚持正确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钟南山认为,没有公立医院姓公,这些全部难以实现。

  钟南山表示,中央领导下团组的时候,他还要提到这个问题,“这次涉及到供给方了,但很多东西还要跟上。”

  “方向对了,但是路不一定好走。”钟南山提醒。

  以公益性为导向建立绩效考核机制

  长期身处医护一线的钟南山告诉北青报记者,实际上现在在基层医院,没有多少真正主动参与医改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中办、国办日前转发过一份《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推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到,推进薪酬制度改革,建立以公益性为导向的绩效考核机制,薪酬在保持现有水平的基础上实现适度增长。

  钟南山对此表示,这一意见指出了要进行薪酬调整,但前提还是这个框框:在扣除成本完成任务的情况下,允许医院提高医务人员的薪酬水平。这也就意味着还是要靠医院自己的创收为主。

  钟南山非常赞成政府工作报告中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分级诊疗试点和家庭签约服务扩大到85%以上地市等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他指出,目前药价虚高,购销中间存在很多环节。但对于这一系列改革,他仍强调:“公立医院姓公是最重要的。”

  医药分家,医生的收入减少;不允许过度医疗,又减少一些。钟南山说,“加之医疗价格成本也不增加,其他又跟不上。”

  “改革就得改革方得到实惠。医改现在的状态是医生得不到实惠,他的积极性怎么来?”钟南山反问道。

  “不解决医院的市场化问题,这个医院永远不会认认真真发自内心地支持医改,没有改革的动力。”

  他举例称,“我们做了很多研究和创新,现在胸科的手术,两天就出院了,省了63%的钱。但是,医院的收入减少了,我们的收入也减少了,谁给我们?我们的动力从哪来?”

  平时,跟钟南山抱怨的医生非常多。“这个群体对现在的医改是比较消极的,看不到方向。”钟南山表示,“只有把医生跟医院的创收割离,医生的收入是阳光的,这个收入应该是主要从政府来的,而不是从病人的腰包掏过来的,这样才能真正改革,才能得到基层和医护一线发自内心的叫好。”

  钟南山说,“也只有这样,医生才能够专注自己的领域,才能有动力搞创新。否则创新得越好,时间花得多不说,我们还越没有收入。”

  要下功夫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医患矛盾的发生让医生这个群体在中国社会有时并不受到尊重。

  钟南山说,的确,一方面是市场逐利的现象在医生群体中也存在,这就导致了医疗人文精神的缺乏。现在的体制是市场化运作,医院自己养活自己,医疗也是逐利的温床。

  “我一直强调,医改要加上一条就是医德教育。”钟南山说,这也是这一职业的特殊性所在。

  除此之外,社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够全面也可能加剧医患矛盾。例如,“媒体会报道医生拿回扣。”钟南山说,“报道这个事情是对的,但有时候报道的结论是错的,医生怎么能是药价虚高的始作俑者呢?完全是反过来的。医生定不了价。”

  这些天,中央领导又提到全社会要尊重知识分子。钟南山认为,医生是知识分子中很特殊的群体,除了需要有完备的专业知识,还要有很强的维护生命的责任感。

  “既然现在谈到尊重知识分子,首先从政府、从社会就得尊重知识分子。”

  让钟南山印象深刻的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了四个字,一个是“保护”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还有一个是“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钟南山认为,现在是在调动上下了功夫,不然没有哪个医院真正主动关心医改。(来源:《北京青年报》2017年3月7日)

周梁委员:取消职称分级晋升 为医生松绑

  “虽然目前医疗机构对医生的晋升职称考核体系是医疗和科研并重,但实际上逐渐演变成‘唯科研、唯论文’论。”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周梁发现,有些医生临床能力得到患者和同行认可,但由于缺乏科研成果和足够的论文数量很难晋升;与此同时,一些不会做手术的主任医师、不会看病的内科专家,却靠大量的科研论文获得各种职务头衔。

  在周梁看来,我国现行的医生职称制度是用行政性评定和人员管理办法来替代专业评价和单位评聘。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行业协会或专业性学术共同体的作用相对有限。反观其他国家的医生职称制度,普遍将医生的评价和晋升权交予医疗行业协会和法人治理结构下的医院董事会,评价围绕专业知识、临床技术技能、沟通协作能力和职业态度等方面。

  周梁呼吁,将政府主导的行政性专业人员等级评价制度,转变为行业执业能力的评价制度和雇主岗位胜任力的评价制度。

  周梁建议,取消我国医生职称体系中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和主任医师的分级晋升制度,为临床一线的医务人员松绑。此外,还应进行相应的薪级制度的配套改革,增加临床能力考核的权重。至于那些有志于成为临床、科研和教学全面发展的学术型专家的医生,可以培养其成为学术型医生。周梁认为,这部分医生除了要有过硬的临床能力外,还需要通过科研、教学工作和学术论文的发表来提高学术水平,并通过教授系列晋升的评审机制成为副教授或教授。(来源:《解放日报》2017年3月10日)

蔡秀军委员:新医改核心在于人事改革

  “新医改的核心,是人事制度改革,这个改革不到位,就很难真正将医改推行到位。”日前,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在小组会议时,开门见山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引起与会委员的关注讨论。

  蔡秀军委员认为,当前的医疗卫生系统人事制度,还存在不少问题,以致医改困难重重。如公立医院的医生,仍然是编制内的“单位人”,而不是“社会人”。医生多点执业,不仅缺乏立法保障,也面临着退休金、医疗保险难以处理,不被各地卫生局和公立医院管理者支持重视的难题。此外,现在多数医疗机构使用的人员配置标准,已不能满足相关需求,而非编制人员在晋升、培养等方面受到不公待遇,不利于自身和医院的长期发展。

  蔡秀军认为,医改既要惠及百姓,也要惠及医生。只有激发医生创业干事的激情,才能推动医改更好落地,进而让百姓拥有更多获得感。建议国家层面以人事制度改革为核心,从顶层设计入手,切实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修改《执业医师法》,明确医生‘社会人’性质;逐步取消公立医疗机构中医务人员的编制,新进医务人员不再纳入编制;建立灵活用人制度,鼓励医生社会化和自由化就业。还有,将财政投入与公立医院编制脱钩,探索公平合理的医生薪酬制度。”蔡秀军说。

  如何建立合理的医生薪酬制度?蔡秀军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建立“临床医生技术等级评价指标体系”,作为医生入职、岗位聘用、绩效工资分配的参考标准。二是对于多点执业的医师,根据近期指标、远期指标,探索新的薪酬体系,兼顾医疗机构之间和医生自身利益以及其他医务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同时建立能使大医院、民营医院、基层医院、医师多赢的适度奖惩机制。

  “当下,医疗卫生系统人事制度的深化改革,已迫在眉睫。”蔡秀军表示。(来源:浙江在线2017年3月12日)

取消药品加成:加强成本管理、公开药品出厂价

  2017年各级各类公立医院将全面推开综合改革,全部取消药品加成。这意味着我国公立医疗机构将彻底告别“以药补医”时代。公立医院要实现依靠医疗服务和财政补贴就能正常运转和平衡的新目标。

  全国人大代表、梅州市人民医院院长、党委书记林新华认为,医药本来是一家,分开管理之后可降低药品的成本,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医院的收入有所下降,但市一级三甲医院的资金比较雄厚,通过资源调配、平衡成本承受医药分开管理的压力,是没有问题的。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沧州市中心医院院长温秀玲建议,医药定价和流通领域应多做“减法”,把关注点聚焦到“药品出厂价”上,解决药价虚高问题。温秀玲认为,很多药品最终售价比出厂价格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就是在流通环节加价太多,给患者造成了很大负担。如果能够督促企业公布药品的出厂价格,让价格透明起来,就有望根治高药价。“出厂价公开了,对药企没有任何影响。经销流通领域就只有仓储、物流、人工和合理利润等几个环节形成的有限加价,医药代表也就能回归真正的业务本色。”她说。(来源:《经济参考报》2017年3月15日)

聚焦医保

郑坚江代表:开通医保在线支付功能

  全国人大代表、奥克斯集团董事长郑坚江提出,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保障事业的不断普及提升,全面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也在逐步建立。以浙江省为例,自2011底异地就医平台的开通,使该省省内各地持“一卡通”的城镇职工参保人员可以选择在省内各“一卡通”联网医院就诊。从2013年初起,宁波市的居民医保也被列入浙江省“一卡通”就诊平台,上述举措给参保人员的就诊服务带来了很大便利。

  但同时,就医费用支付方式的单一与目前“一卡通”的快速发展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一方面是网络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是支付方式的相对滞后,特别是医保的支付方式还非常单一。

  郑坚江认为,利用移动支付颠覆传统就医流程,解决群众看病难题,应扩大这一经验在医保领域的推行,同时,以打通“互联网+”医疗为切入点,让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深入每个老百姓身边的场景率先实现无现金,真正让群众少跑路,让数据多跑路;同时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引导和鼓励各级医院、政府部门扩大无现金应用场景。(来源:中国经营网2017年3月4日)

祝淑钗代表:医保应在预防疾病方面发挥更多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疗三科主任祝淑钗认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是我国医疗卫生工作一贯的方针政策。有数据统计显示,花一元钱预防和花十元钱治疗的效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现在医保90%的费用都花在了治疗上,我们希望能有一部分医保基金用到预防上面去”。

  预防途径如从国家、省级、地方层面上,倡导全民健身。用个人帐户里面的余额,在政府的监管下,在医保部门的协作和体育健身房体育事业的支持下,办个人健身卡进行锻炼。相应地,国家也应该出台这种健身计划,加强公共设施的建设。这对于刚参加工作就开始入医保的年轻人,尤其是经常使用电子设备的年轻一代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

  再比如,用个人医保每两年甚至每几年做一次定点的体检,做到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来源:健康界2017年3月5日)

方来英委员:调整医疗价格 医保要发挥调节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卫计委主任方来英今天在接受采访时称,公立医院改革、调整医疗服务服务价格,不意味个人支付的上涨,而这其中,医保要发挥好调节的杠杆作用。

  方来英坦言,政府工作报告里的“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全部取消药品加成,是很艰巨的任务。但北京一定坚决执行。”

  “这的确很不正常,是医疗行为管理的突出问题,”他说。

  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平衡和协调,而解决的过程也必然有财政和社保成本。”

  取消药品加成所带来的医院收入的缺口如何弥补?方来英说,一个是价格,一个是财政。

  据他介绍,去年北京市财政补贴市属22家公立医院共73亿元。

  对于价格的调整,他则表示,不能增加患者看病的经济负担。“而是需要医保发挥调节的作用。”(来源:《中国日报》2017年3月9日)

代表委员:应为重大疾病罕见病等患者提供更多保障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众多代表委员提交议案,建议政府将重大疾病、罕见病等纳入医保,最大程度地挽救生命,减轻百姓看病负担。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林达集团董事局主席 李晓林

  将器官移植手术费用纳入大病医保报销范围

  李晓林提出,关于器官移植手术费用纳入大病医保,需要开展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由于基层医疗机构医护人员对一些需要做器官移植的患者有诊断误区,亟须大力加强基层医生的培训;二是亲体肝移植小患者的父母捐献手术的费用也应纳入大病医保范畴,毕竟他们解决了我国目前器官来源紧缺的问题,无私捐出肝脏的一部分,给了许多孩子新生;三是关于亲体肝移植的伦理审批制度手续太过繁复,审批时间相对较长,有些病情危重的患者,难以等待漫长的伦理审查,可以建立伦理审查备案制度,对信誉较好的器官移植中心,采取备案和抽查制度,大大缩短患者术前等待时间,挽救更多生命。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学会罕见病分会主任委员  丁洁

  建议将罕见病纳入全国医保目录

  丁洁说,统计显示,我国罕见病患者总数不低于2500万,但目前我国有关罕见病的医保政策却几近空白,有关罕见病专项研究以及流行病学数据更是少之又少,更多的是引用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他国家的相关数据和定义。中国是人口大国,这些数据并不能真正反映出我国的罕见病发病特点。加上由于罕见病疾病种类众多,是临床跨学科的难题,给诊断和治疗带来很大困难。

  “另外,罕见病还存在高昂治疗费用问题,医疗保障制度亟待完善。”她说。在治疗方面,虽然部分罕见病有相应的治疗药物,但对于患者而言面临的最大问题还在于“用不起药”。由于罕见病发病率低,药品市场需求小,导致药品研发和生产成本高,治疗费用也高。在缺乏相关的报销医疗制度的保障下,一般家庭的患者都无法自费承担坚持治疗,只能放弃治疗,或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丁洁说,以戈谢病为例,目前我国浙江、上海、天津、青岛等地将其治疗药物纳入政府医疗保障范围,但地方性的医保制度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卫生部门可借鉴这些地方医疗保障机制,并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卫生资源配置现状、药品保障供应体系等实际情况,构建国家层面的罕见病药物制度和医疗保障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抗肿瘤蛋白质药物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罗永章

  将防癌体检纳入医保

  早期癌症治愈率可达90%以上,早诊早治已是国际公认的对抗癌症的最有效手段,很多发达国家从中受益。2017年美国癌症年度报告显示,过去二十多年美国癌症死亡率下降25%,取得上述成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普及防癌体检。“相比之下,我国体检对癌症的针对性普遍不强,大多数患者发现时就已到中晚期。”由于我国目前的癌症诊断主要通过实验室免疫学酶学检测、影像学检测等,有些检查费用昂贵,常规体检无法普及,困难群体难以承受。因此,罗永章认为,将防癌体检纳入医保是全面开展癌症筛查工作的有力保障。

  罗永章建议,国家可以通过制定引导扶持政策,将防癌体检与分级诊疗相结合,缓解医疗资源紧缺,增大人口覆盖比例。同时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制定防癌体检方案,为不同年龄、职业人群安排有针对性的检测项目,规范检测内容及标准,建立居民防癌体检档案。还应分步实施,引导商业资本和保险业参与,促进医保防癌体检实现良性循环。

  全国人大代表、怀集县连麦镇长岗村种养专业户  徐建贤

  建议对重大疾病全额报销

  “现有制度下在很多地区,一旦患了重大疾病,报销比例为五六成(除去自费药),远远不能抵消巨额医疗费。此外还有因重大疾病而引起的收入损失、护理费等其他开销。”徐建贤表示,重大疾病足以让一个普通家庭因病返贫、因病致贫、负债累累,“对很多家庭来讲,这种后果甚至是灾难性的。”

  “对于因重大疾病引起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全额报销无疑是破题困局的良方。”徐建贤说,重大疾病全额报销是贯彻落实精准扶贫的需要,同时“也是群众共享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成果的一个措施,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来源:综合新华网、中国网、金羊网报道2017年3月14日)

医保异地结算:建立全国统一制度  加强规范管理

  医疗保障领域今年迎来的重大改革之一,是将基本实现符合转诊规定的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截至2016年底,我国已有30个省份实现了省内异地就医持卡结算。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系统2016年底也已上线试运行。今年上半年将实现异地退休安置人员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2017年底之前,实现所有符合转诊条件的人员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

  全国政协委员陈旗说,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开放,人口流动性大大提高,很多人到外地工作、养老、求学。然而,异地看病费用报销程序繁琐,如果在当地就能即时报销,再加上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会消除人们的很多顾虑。实现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我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加之独生子女政策的后效应开始显现,跟随子女在异地养老和医疗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贵云认为,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人们对养老地的选取并不限于工作地或籍贯所在地,不少老年人形成了“夏天到北方去、冬天到南方去”的生活方式,“他们都迫切希望医疗保险能够全国联网、直接结算”。

  全国政协委员胡晓义表示,跨省异地医保直接结算涉及五个群体:一是异地安置的退休人员,二是异地居住的常住人口,三是成建制的异地流动工作的群体,四是临时出差、旅游需要急诊的患者,五是有疑难杂症、重大病患需要异地转诊的群体。不过,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的难点不在于钱,问题的症结在于医疗服务资源本身是不均衡的。“现在我国正在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工作,希望引导老百姓在基层就医,而不是都向上集中,去大城市、大医院就医。”他说。

  事实上,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的技术壁垒不难解决,有很多技术手段可以推进,其难点主要是各统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医保制度及医疗资源配置差异。

  多位委员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台港澳中医药交流合作中心主任杨金生认为,应从国家层面制定统一的医疗保障制度,其中包括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商业健康保险和社会救助系统。

  全国政协委员吴明江表示,随着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制度的推行,如果管理不善,可能导致更多患者甚至小病患者涌向大医院,使大城市、大医院的压力变大。他建议,在为需要异地就医的病人提供结算方便的同时,必须加强管理和规范,既让真正需要优质医疗资源的人享受到这一实惠,又让不同层次的医疗资源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来源:《经济参考报》2017年3月15日)

药政管理

陈绍军常委:公立医院设备、耗材应先重质再比价

  “医疗行为的目的是治病救人,首要考虑是安全有效。在扩大医疗服务保障水平和覆盖面的同时,必须坚持生命至上、质量第一的原则,而不能仅仅将控制支出与降低费用作为改革目标。”当前,药价虚高成为医疗改革的焦点问题,面对“一刀切”的降价办法,全国政协常委、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陈绍军表示并不认同。

  他举例说明:有的地方追求低价导致部分药品短缺,如放线菌素D,国内药企无利可图或停止生产,或降低标准。有的地方把医学检查设备、耗材等全部都计入成本核算,如将CT片收费降低,甚至不允许收取片费,医院只好缩小图片大小,难以满足阅片需求,导致诊疗效果下降。还有的地方以国产药价来确定进口药,导致一些疗效确切的进口药因定价较高难以进入医保。

  对此,陈绍军今年提交了《关于切实解决药品和医疗服务定价有关问题的建议》的提案。他建议,增加政府投入,扩大医保报销的范围。“可将商业医疗保险作为现有医保的补充,通过划拨一定比例的医保基金,同时结合政府投入,使商业保险和医保联结。”

  同时,实行全国统一招标,建立合理的定价体系,可借鉴外国由国家集中谈判采购的做法,面向全国、全球优秀的药企进行招标,统一采购,避免中间利润叠加。改革公立医院医疗仪器设备、耗材的成本核算制度。他指出,公立医院医疗仪器设备、耗材应由政府承担,首先注重质量和效果,其次才是价格比较。

  此外,陈绍军还建议建立新药、新技术和进口药品器械试剂的评价体系。在新药批准上市和新设备、新技术批准使用的同时,医疗主管部门和物价部门同时出台新收费标准,并向患者公开,以及时指导和规范医疗单位和医务人员收费,便于患者监督。(来源:中国青年网2017年3月4日)

两会代表委员为解决“药价虚高”操碎了心

  药价为何居高?层层加价

  人大代表、广西花红药业董事长韦飞燕:“出厂价20多元一盒的抗癌中成药芦笋片,医院售价达180多元。”在广西代表团的小组讨论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花红药业董事长韦飞燕一语惊人。“90%以上的药品都有降价空间,价格砍掉50%,一点问题都没有。”韦飞燕坦言,降下去的价格实际上就是回扣。取消了回扣,药品销售的积极性至少下降80%。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张福维:药商出售药品,早已将回扣计算在药价里,药价越高,回扣越高。张福维说,虽然有些地方试点医改,但始终是碎片式的,治标不治本,难以走出以药养医的怪圈。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辅仁药业集团董事长朱文臣:药品出厂价包含约15%至20%的提成,是业内潜规则。药价虚高,是在药品流通环节中层层提高的。朱文臣说,降价并没有使制药企业的销售量上升,反而下降了。

  如何抑制回扣、取消药品加成?

  韦飞燕:既然放开政府定价,药品降价可以通过市场的“量价”谈判机制实现。她建议,列入国家财政支付的医保药品、耗材,由国家层面指定机构与生产厂家做“量价”谈判,实行全国统购。

  张福维:改革药品定价体系,由审计和药品监督等多部门参与,实施异地审计。合理地核算成本,防止地方保护主义;二是逐渐减少或者取消中间环节,增加国家基本用药的基本数量。

  朱文臣:制药企业一定会考虑在得到总销售量的承诺才可能降价,而且是全国统筹总量采购,可分省发货配送,如果单省试点难以实现企业自愿降价。

  药房托管并非万全之策

  为了改变医院“以药养医”的现状,药房托管应运而生。但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也并非万全之策。

  全国人大代表、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子龙:医院药房托管在试运营过程中,并未实现遏制药价虚高的政策初衷,甚至背道而驰,推高了药价。15%-30%托管费用太高,从长远来看,药房托管不可持续,必将失败。他表示,药房托管只是一种过渡性策略,不可能从根本意义上解决目前国内“以药养医”现状。

  他建议一、选择试点地区或城市,全面试行医疗机构不设门诊药房;二、搭建“三方医疗卫生信息平台”,促进医院处方外流;三、基层医疗机构不再设立药房,引导社会药房与基层医疗机构开展合作,提高药品供应保障和质量保证能力。

  廉价特效药应持续供给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丽水市中医院院长雷后兴:在新一轮医改中,国家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在现实中成为低价药“杀手”,近几年廉价“特效药”短缺现象频频发生。

  他根据其调研了解指出,在基层医院,廉价“特效药”短缺或消失的现象更为明显。廉价药消失不仅影响居民用药,也扰乱了正常的医药流通市场秩序。

  为此,他建议,国家要继续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保障人们的用药需求,同时破解百姓看病贵的难题,廉价“特效药”必须保障可持续供给,这需要国家完善廉价“特效药”运作机制,也需要提升对药品生产、使用和储备的管理。(来源:健康界2017年3月13日)

社会办医

郑坚江代表:把民营医院作为医疗供给改革的“药引子”

  “医疗服务领域的供给总量、供给结构、供给质量、供给价格形成机制都存在严重的问题,是诸多供给侧矛盾中表现突出的领域之一。“全国人大代表、奥克斯集团董事长郑坚江建议,要把支持民营医疗机构发展作为医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药引子”。

  郑坚江表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表述,“话说得特别到位,医疗改革的实质就是供给侧改革。”“当前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迅速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发展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机制不合理;‘看病难、看病贵’就是这一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

  郑坚江举例说,北京一家医院300元的专家号,被黄牛炒成4500元。其症结就在于优质医疗资源的严重短缺。与高端医疗供给不足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低端供给的严重过剩。在城市大医院一票难求的同时,许多基层医院则因低效或无效供给门可罗雀。

  “为什么?这是因为医疗服务领域的供给总量、供给结构、供给质量、供给价格形成机制都存在严重的问题,是诸多供给侧矛盾中最突出的领域之一。“知道症结所在,却又推进困难,医疗改革已成为供给侧改革的“硬骨头”。“所以更需要像总理所说的那样,在医疗供给侧改革中勇往直前。“

  药方:做好顶层设计,做到“公立”“民营”错位发展

  怎么向前?长期关注医疗改革和社会办医的郑坚江开出了“药方”。

  在顶层设计上,郑坚江认为,必须增加医疗有效供给,改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降低供给价格。要达成这样的目的,一方面,应该通过放松制度供给约束,解除要素供给抑制,让设备、人才、土地、资金、技术、管理等要素能够有序流入医疗服务领域,解决供给总量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市场规则和监管体系,形成优胜劣汰的正向淘汰机制,保障基本供给,促进新供给和优质供给形成,淘汰劣质医疗供给,解决供给结构问题。

  在路径设置上,郑坚江的看法是,要实行两条线并行,让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错位竞争、差异化经营。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的主线,确保“基本供给”。恢复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是医疗行业供给侧改革的首要问题。我国正在推进的医疗改革重点在分级诊疗制度、打击药价虚高和号贩子等具体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但时至今日,医生的合理收入来源、医院的环境改善和医疗技术的更新、经费的来源都没有解决。实践证明,公立医院走市场化道路难以继续。而民营医院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要让它在正当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优质供给”的机会,满足多样化,提供高端医疗服务。在这个过程中要承认各方的利益,使得各方的利益诉求都能够在机制范围内博弈,最后探索出均衡点。

  “有人担心这会形成矛盾对立,这是无稽之谈。”郑坚江的看法是,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并非不盈利,民营医院的市场化也绝非一味追求经济效益。“位于宁波的浙江大学明州医院2015年交税3600万;2016年交税3800万,如果运营15年业务规模达到饱和,累计可交税20亿以上。我可以告诉大家,从创办医院到现在,我们从来没拿进过一分钱,至今还在不断投入。而且今后还会加大投入,不会从中分钱。做出品牌、做出价值才是民营医院的最大追求。”

  要真正发挥民营医院的“药引子”作用

  有了“药方”,还需要“药引子”。“最好的‘药引子’就是支持民营医院的发展。中国家电业为什么有国际竞争力?我们的手机这些年为什么异军突起?一定程度上就是把民营资本用好了。”郑坚江认为,在推进医疗供给侧的改革中,要充分发挥民营资本的牵引作用。

  政府工作报告给健康中国战略实施设计的医疗改革蓝图是: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医疗联合体建设试点,三级公立医院要全部参与并发挥引领作用,建立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上下贯通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增强基层服务能力,方便群众就近就医。

  “按道理讲这是民营资本的机遇,也是三级公立医院的机遇,以充足的民间资本和灵活的运行机制为杠杆,更好的对接供给渠道,让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奥克斯医疗这些年与一些“名校、名院、名医”进行了深入合作,效果特别好。最近在杭州、湖州的两家综合性医院先后开业”。郑坚江说,但在实际操作中,有时候这种运作让人心力交瘁。关键在于民营医疗的发展至今无法突破政策和行政阻碍的禁锢,特别是在大型医用设备的采购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郑坚江希望国务院正在制订的医疗行政许可法规中,能充分考虑民营医院在采购大型医用设备中碰到的政策壁垒和限制的瓶颈,消除各类显性或隐性门槛,做到“法无禁止即可入”。

  “你想想看,没有先进设备没有医生专家,优质供给从何谈起?”

  郑坚江说,必须放开民营医院采购大型设备的政策限制,必须通过机制改革解放人才要素。对医院而言,设备和人才是供给侧改革的两把钥匙,缺一不可。

  “前两天,我听全国政协委员、三胞集团董事长袁亚非也有类似提议,他说,现在中央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医疗健康产业,可是作为民营医院,买个大型医疗设备,还需要国家卫计委来审批,这明显和政策精神不一致。他建议民营医院买设备,不但要放开管制,政府有关部门还应该鼓励、进行税收补贴,因为这是造福人民群众的好事。”

  “税收补贴我没这么乐观,但确实应该放开大型设备对民营医院的管制了。”

  郑坚江建议,在民营医院购置大型设备资金到位的情况下,应批准给予配置许可证。要取消专家评审、人员资质等前期设置限定,事后可按规定要求严格监督,对未按规定办理的可采取帮扶、处罚、直至停业整顿等措施。要取消或调整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在采购大型医用设备上8:2的分配比例,实行“平等使用、公平竞争”的原则。

  当然,也有一种声音是质疑民营医院的大型医疗设备放开管制,放宽准入后,患者做X线、CT、核磁共振是否存在着滥用检查、过度医疗的行为?

  郑坚江底气十足地说,有个很有效的数字——大型设备检查阳性率可以解答这个问题。阳性率很高,说明医生初诊时的正确判断比例高,反之,就有可能出现医生乱开检查单的情况。还是以浙江大学明州医院为例,CT阳性率73%、MR阳性率75%、DR阳性率65%,数据都远优于省三级医院标准。

  郑坚江还建议,各级卫计委可以定期公布阳性率等关键指标数据,严格监督和规范医院重大医疗设备绩效考核。若考核不合格,今后限制该院在医疗设备的配额限制。实际上,深圳市卫计委已经从2014年5月起对本市各级公立医院开展重大医疗设备绩效考核,收集价值100万元以上医疗设备的基本情况和使用效率。监管部门的目的,就是要让各医院真正用好检查设备,为市民提供廉价高效的医疗服务。(来源:中国经济网2017年3月15日)

多点执业

代表委员把脉多点执业为何雷声大雨点小

  医生多点执业为何雷声大雨点小?两会代表委员直言配套政策需进一步细化完善。

  3月9日,胡一文因在武汉市武中精神病医院“兼职”,被天佑医院免除精神医学科主任职务。此事在网上流传开后,有医生评论称,天佑医院的处理方法同国家鼓励医生多点执业的精神背道而驰。

  事实上,近年来国家曾多次从政策层面为医生多点执业“松绑”。今年2月,国家卫计委连发两文,对在职医务人员申办诊所医院和医师执业注册管理进行修订,允许医生一次注册便可多区域多点执业。

  一面是政策持续利好,一面却是现实屡屡受挫。多点执业要发挥实效,还需迈过几道坎儿?

  门槛一:有心不敢言医院院长不放人

  全国政协委员蒋忠仆表示,医师多点执业虽然试点多年,但全国注册多点执业的医师不足医师总数的5%,且大部分是离退休医生。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蒋忠仆表示,一是因为医院为维护本院利益而“不愿放走”医生。二是医生因担心院方不满,影响自己的职务、职称晋升和在学术组织中的地位,而“不敢走”。

  从医院管理者角度讲,医院提供平台和机会把一名医生培养成技术骨干,自然不希望让他到别的医院去执业。否则,医院就可能不再愿意花足够的时间和成本去培养医生。

  从医生角度讲,在职医生特别是年轻医生更希望依托公立医院的平台,在医疗技术上取得长足进步,并在职务、职称晋升方面登上新台阶,他们更看重未来职业发展前景,不愿多点执业。即使部分医生有这样的想法,也因为担心引起院方不满,继而影响绩效考核和晋升机会,而不敢多点执业。

  因此,若要让多点执业真正遍地开花,医生需要完成由“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王贵齐教授对此深有感触。他建议,要促进公立医院改革用人、管人制度,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改变医生的“体制人”身份。

  门槛二:制度不全具体落地问题多

  多点执业在推进过程中,还面临政策法规不够细化等问题。蒋忠仆对此直截了当地表示,当前“政策有缺陷”。

  蒋忠仆建议,第一执业地点应允许医师在完成额定工作量的基础上,法定工作日安排一天用于多点执业。同时,可试行“区域注册,备案管理”,即申请多点执业的医师,在具有第一执业地点医师注册权的卫生计生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后,到第二、第三执业地点只需到当地卫生计生部门办理备案手续。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医生陈琳也表示,医生多点执业需要配套的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建立多种类型的劳动合同。

  门槛三:风险规避保障措施不能少

  不得不提的是,多点执业相关法律、政策保障的不完善,也是许多医生采取慎重态度的一大原因。其中,多点执业承担的风险是医生普遍担忧的问题。

  陈琳认为,目前涉及医患双方的医疗责任和意外的保险产品种类和购买的人群尚少,急需广泛推进。

  蒋忠仆还指出,医疗机构和医师应当通过合同或协议明确规定,发生医疗损害或纠纷时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及解决方法。医师多点执业过程中发生医疗损害或纠纷,其他非当事医疗机构不承担相关的医疗损害或纠纷处理责任;多点执业医师发生医疗纠纷时,由发生医疗纠纷的所在医疗机构负责处理。

  全国政协委员汤亮则认为,应进行执业医生处方的革新,这样可以更好规范“医”与“疗”的关系,带动不同内容的医患合约革新,明确医生、医院、患者三者之间各自不同的主体责任后,不仅有助于降低不必要的医患矛盾,也可以让医院更为放心大胆地支持有条件的医生,采取多种形式的多点执业,最终多方面、多层次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医疗需求。

  总的来说,推行多点执业,能让群众在基层医院或民营医院就能找知名专家,助推分级诊疗,还让医生多一份合法收入,其改革方向一定是正确的。但是,要确实推进和落实多点执业,仍需从制度上、政策上为医生解绑,为多点执业保驾护航。(来源:健康界2017年3月14日)

计划生育

贺林委员:培养遗传咨询人才 减少出生缺陷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贺林认为,在生物学领域,在基因科技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遗传咨询行业人才的缺口很大。

  “基因检测和遗传咨询就如同手心和手背的关系。如果没有遗传咨询来解读基因密码,测序就仅仅是得到了一堆数字垃圾。”贺林说,目前堆积了大量的遗传检测数据,读不过来,读不懂。我国的基因科技虽然在某些方面领先,但遗传咨询人才比较缺乏,遗传咨询行业还处于非常初级阶段。

  贺林推测,我国目前至少有2—5万遗传咨询师人才缺口。随着二胎政策的普及,高龄孕产妇增多,新生儿患遗传疾病的可能性也会加大。如果有专业遗传咨询介入,可以有效减少缺陷儿出生。贺林建议,发展遗传咨询行业,培养遗传咨询人才,应该纳入健康中国计划的一部分,国家尽快出台职业设计。 (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3月6日)

顾晋代表:二孩时代到来 呼吁尽快完善助产士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主任医师顾晋提出当下助产士职业群体与时代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并给出了对应的政策建议。

  顾晋称,新中国建国后到1980年代初,助产士是可以单独行医的,之后被归入护理体系管理,这是助产士职业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认为,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尤其是二胎政策的放开,对优生优育、母婴健康等方面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现实需要完善中国的助产士体系,加强母婴健康的保护。

  经其梳理发现,当下,我国助产士的体系存在诸多问题,如数量不足,专业素养比较低,缺乏独立职称体系,缺乏全国性、专业性的法律法规。他说,全国仅有9个培训基地,至今只培训了271人,助产士总体数量比重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

  顾晋代表建议,推动教育部门设立独立的助产士高等教育学科,加强学科建设和学科研究;迅速扩大助产士专业化培训,完善培训体系,增加母婴保健资格评审的频度;推动国务院、卫计委及相关部门尽快建立助产士职业体系,将其从护理职称中独立出来等。(来源:人民网2017年3月7日)

程京代表:建议降低新生儿出生缺陷筛查成本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程京表示,全面二孩政策执行后,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将会加大。他建议,中央政府应考虑集中采购,降低新生儿听力出生缺陷筛查的成本,让它普及到全国各个地方,尤其是偏远地区和农村。

  程京说,2016年全国预算执行情况中,关于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的“计划生育”事务方面,预算数是836.87亿,实际执行数是741.42亿。预算和执行之间相差接近100亿。基于上一年度的执行情况,2017年的预算比2016年有了大幅度的下降,只有766.11亿。

  程京说,此前,出生就有听力相关基因缺陷的孩子得不到国家公共卫生的兜底做筛查,如今全面二孩放开,出生缺陷率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这个问题要引起重视。“将近100亿预算没有花掉,如果拿来为全国近两千万新生儿做遗传性耳聋的基因筛查绰绰有余。”程京说,这项工作每年可直接避免五万名儿童成为残疾人,加上其母系家庭成员受益人数则接近五十万人。如果聋儿生于边远地区和农村,这些家庭可能就会发生因残致贫、因残返贫。

  程京说,北京率先推动用基因芯片在全市免费开展常住人口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五年来,北京已经完成了100余万新生儿的耳聋基因筛查,直接避免了两万多名儿童及其母系家庭成员成为残疾人。“中国每年有近两千万新生儿,五年来,由于经费受限,全国十省、市、治自区用基因芯片才筛查了200万新生儿,筛查总数仅为去年单年新生儿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大量新生儿因经费有限而弃筛。而听觉障碍孩子的教育经费相当于六个正常孩子。”(来源:测序中国2017年3月10日)

中医药发展

杨金生委员:应尽快制定符合中医药发展的细则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台港澳中医药交流合作中心主任杨金生认为,中医药法的诞生让各级政府、各个卫生主管部门对中医药的重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贯彻落实这部法的时候,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特别是尽快制定符合中医药发展的细则。

  “准入问题、中医诊所、中医机构的管理问题、中药药品制剂使用的问题,都要有配套的、跟现行的医药卫生法规有衔接的框架体系。”杨金生举例说:“比如师承人员,跟着老师学的针灸,那执业范围就是针灸,不能是别的,否则是对老百姓不负责。但师承人员怎么考核、学制多久、执业在哪?都需要细则去明确。”

  杨金生说,评价体系也要自成一套。按照中医药法的要求,中西医并重的特点,发挥自身的优势,制定符合中医药发展的细则。

  同时,杨金生还强调,必须要认真监管。“以前给中医药收得太紧了,现在我们给中医药‘松绑’了,但还要管。既要扶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也要保障人民群众健康,进行规范、引导、管理。扶持和管理是不矛盾的,管理是为了更好地扶持。”(来源:人民网2017年3月4日)

闫希军代表:推进中药材第三方检验检测体系建设

  目前存在中药材企业自检、政府抽检、第三方检验三种质量检验检测能力建设不协调、不匹配的情况,中药材质量难以得到系统化保障。”3日上午,全国人大代表、天士力控股集团主席闫希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针对这种问题,应加速推进中药材第三方检验检测体系建设。

  一是国家要鼓励由企业与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联合参与、多元化投资主体的中药材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的建设,国家对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进行审核、验收后,应从法规上认可其检验检测报告的合法性,并认可其报告可以作为法律仲裁的依据。

  二是完善对中药材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的监管机制。一方面,通过完善相关法规建设,加强对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的监管;另一方面,在法规建设初期,建议政府部门对获得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以过程检查、飞行检查等方式,开展实验室能力验证和实验室比对,并对各机构的检验结果进行评级公示,引进社会监督,不断完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队伍建设的监管机制。

  三是专项鼓励第三方机构完善服务体系建设。建议国家设立专项基金,在全国中药材主产区与专业化药材市场,加快布局市场化的第三方检验检测实验室,对其进行鼓励、予以扶持,同时避免重复建设,尽早建设出一批具有中药材检验检测专业服务能力的科技服务型的第三方检验机构,从药材质量保障上服务于中药材行业的快速发展,保障人民安全用药。(来源:人民网2017年3月4日)

不能用管西药的思维给中药改名

  今年1月,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中成药通用名称命名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对中成药命名新规的意见。其中提到,中成药一般不采用人名、地名、企业名称命名,不应采用夸大、自诩、不切实际的用语,如“宝”“灵”“精”“强力”“速效”等。文件还强调,该指导原则“不仅适用于中药新药的命名,也适用于对原有中成药不规范命名的规范”。

  “很多中药的名字是历史上形成的,有些中药名字确实涉及夸大宣传,但这是个别现象,不适宜大范围去改。”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说。

  张伯礼举例说,中成药风油精的“精”字,指的是精油,并不涉及夸大宣传。老百姓也只是把它当成药品名字,并不会因此认为它有药效之外的神奇效果。而像至宝丹、安宫牛黄丸等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中药名字也是如此。

  对于中成药一般不采用地名的要求,张伯礼认为这可能是考虑到以地名命名会影响市场竞争,但这一要求也不太合理。

  “中药讲究道地药材,不同地域生长出的药材质量是不一样的。”张伯礼说,人参是东北的好,当归以“陇当归”为上乘,这是中药材的特点决定的,并不会影响市场竞争。

  “不能用管西药的思维来管中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朱建平搞了三十年的中医文献工作,他认为,中药命名新规的初衷可能是规范市场,出发点是好的,但一定要“非常慎重”。

  朱建平介绍,国际上对西药的命名方法一般是依据药物的化学成分等,但是西药的成分相对单一,而中药的成分比较复杂,不适合用西方的方法命名。

  “中医药的特点是科学与文化的结合,很多中药的命名都有悠久的历史甚至典故,不能只看到其科学的一面,忽视其中的文化因素。”朱建平说。

  在朱建平看来,很多中药名称在古籍文献中都有记载,一旦改掉,中医药文化的脉络也切断了。而且,同仁堂、云南白药、片仔癀等“老字号”是中医药原创的标志,如按照不能使用地名、企业名等要求改掉,也不利于中医药的知识产权保护。

  “我们不能既提倡培育民族品牌,又不让讲民族品牌,这是自相矛盾的。”张伯礼建议,对于待批准上市的新中成药命名,可以严格把关,避免夸大宣传和迷信因素,而对于沿用已久、老百姓都认可的中药名字,不能“一刀切”。(来源:《科技日报》2017年3月5日)

李惠森委员:提升中药品质标准推动国际化进程

  全国政协委员、李锦记健康产品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李惠森认为中医中药要走向健康、持续的发展,需要特别关注源头管理的几个问题。一是中药行业上下游衔接脱节,产业链相关方价值分配不均。二是中药材质量监管力度尚需加强。三是中医中药在产业创新和国际化进程方面尚有障碍。

  因此他建议:一是提升种植效益。加大对中药资源保护的直接财政投入与帮扶力度,切实帮助种植户增产增收,同时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建立科学的种植规范,对农民进行种植指导和培训,帮助他们掌握现代化的农业工具和手段,提升种植效益。

  二是提升品质标准。建立与推广创新生产组织方式、规范种植管理流程、提升科技应用水平、建立合理分配机制的中药材种植管理模式,提高中药材的品质标准,加速推进法律法规体系的健全,形成诚信有序的市场运行机制。

  三是引导多方力量,推动国际化进程。加大政策实施力度,引导各方社会力量,如龙头企业、科研机构、金融与保险服务等,参与中药源头开发与利用保护;放开港资企业对中药饮片炮制加工领域的投资限制,推动中医药的国际化进程,将优秀的中医药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为健康中国建设作出独特的贡献,引领、促进中医药持续发展。(来源:中国网2017年3月6日)

“把脉”中医药国际化:不要“一窝蜂出海”

  “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崭新着力点,也为沿线国家和地区打开了优势互补、开放共赢的机遇之门。今年两会期间,中医药国际化如何沿着“一带一路”走出新格局,成为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关注的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中医药大学科技成果推广中心主任司富春提出,应创新中医药国际教育模式,支持中医药院校和国外医疗机构建立“中医学院”“中医培训中心”等,编著易懂、易学、易用教材,探索开展中医药学科境外教育,培养集中医药、中国传统文化乃至国际关系、贸易等知识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台港澳中医药交流合作中心主任杨金生则认为,中医药通过“一带一路”实现国际化应注意分“三步走”。

  杨金生表示,第一步是文化先行,重视文化宣传。“有了文化认同感,中医药才能被信赖和接受。”

  第二步是技术“用得上”。杨金生认为,易学易懂、疗效好、有确切适应症的技术更易得到应用,因此应优先选择经临床“千锤百炼”的适宜技术,不要“一窝蜂地出海”。

  三是服务“留得住”,培养当地从业人员,实现中医药可持续发展。

  谈及华侨华人为推动中医药国际化所起的作用,杨金生用“不可替代”四字评价,表示华侨华人是宣扬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平台。

  司富春也认为,海外侨胞更容易接受中医药理念,可借助所在国人脉关系影响当地民众,实现更好传播。(来源:中国新闻网2017年3月10日)

健康中国

★骆沙鸣委员:打造全方位全周期“治未病”体系

  “随着社会发展,运用‘治未病’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对人们的亚健康状态进行早期及时干预防护显得越来越迫切。”全国政协委员骆沙鸣建议,打造全方位全周期“治未病”体系,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有着20多年从医经历的骆沙鸣表示,21世纪以来,我国慢性病呈井喷状增长,已成严重社会公共问题。在工作中也经常看到因不良生活方式与行为导致疾病甚至死亡的病例。“以问题导向出发,针对如今国内生活方式病的泛滥,不管是从中医角度,还是从西医角度,‘治未病’都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

  为此,骆沙鸣建议,加紧推动全民年度免费健康体检,建立从新生儿到老年人的全周期各人群的健康档案;加紧顶层设计,使医改导向为以健康为导向、预防为主、康复为主、治疗为辅,提高卫生保健效率。针对我国出生缺陷高发,应预防为主,从疾病源头上控制,加大优生优育工作扶持力度;加强中老年人的亚健康的防治工作,在各级医院设立“治未病”专科问诊;将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与环境修复、食品安全监管、医改、健身运动、《劳动法》完善等结合起来,整体推进。以“治未病”核心理念编制我国健康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将健康管理、健康信息、健康食品、健康旅游、健康保险服务等作为结构优化的健康产业发展的重点加以扶持;培育公民健康心态,提高健身意识,加强全民健康运动,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推进健康关口前移,让人民共建共享健康红利。(来源:中国青年网2017年3月4日)

★李国平委员:“体医结合”是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的高度融合

  “我今年带来了两个提案,第一个是尽快开展‘运动处方师’的培训论证,第二个是促进创建运动医学专科医院,这样有利于体医结合的全面发展。”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李国平说。对于运动处方师,李国平认为应该加大力度培养可以为人们开出“运动处方”的医务人员,这样无论对于预防疾病还是病后恢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运动医学专科医院的设立,也可缓解大医院“一号难求”的状况,有利于把“健康中国”的理念真正落地。

  作为曾参加多届奥运会、深耕运动医学多年的专家,李国平对于“健康中国”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说:“上医治未病。以前是盖医院增加病房,增加医疗投入,但是根本上来说,应该要把源头弄好,这样才会把病人数量降下来。体医结合,是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的高度融合。”

  李国平一家人每天都会去公园锻炼身体,在饮食、科学运动方面也从实践中得到了不少经验。李国平发现现在锻炼身体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装备时尚精良,很多家庭也是全家一起出来锻炼。“全民健身落实到健康的主题上,如果搞好了,慢病就会少,这也真正体现了全民健康的目标。”李国平说。

  李国平认为,应该将预防疾病的关口前移,在人们还未生病的时候就把潜在的病因提前解决,这样对于降低全民医疗成本、促进每个家庭的和谐健康都大有好处。

  “我们应该根据体医结合的要求,培育专业化的队伍为健康中国服务。老百姓在这方面的需求很大,我每周都在外面讲课,课程内容包括竞技体育运动员的预防、康复、诊断、训练,普通百姓参加马拉松赛前如何准备、运动当中注意什么问题等等,大家很爱听,所以这些知识要普及。”李国平说。

  近年来,跑步热潮席卷全国,跑步赛事数量井喷式增长,但与此同时,缺乏科学系统训练、心态急功近利等原因造成的运动损伤甚至猝死的情况也有发生。

  对此,李国平说:“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不一样,竞技体育追求高精尖,有目标,为的是达到高水平为国争光,而全民健身是为了健康,所以应该教给人们一些方法,培养兴趣爱好而不是永远挑战自己、挑战极限。不出现意外损伤,最终减少肥胖,减少高血压糖尿病,减少冠心病,提高生活质量,这才是体医结合真正的内涵。”

  对于体医结合目前遇到的问题,李国平表示,现在政策很有利,需要体育部门和医疗部门将优质资源整合起来,要从人才培养、工作分类等方面打通部门之间的壁垒,形成合力,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促进全民健康的目标。(来源:新华社2017年3月6日)

医生委员们齐呼吁:加速医疗器械的国产化

  “医疗卫生领域需要供给侧改革么?肯定也需要。那应该以哪里为切口呢?我认为是加速促进医疗产业化。”3月4日上午,医卫45组的小组讨论会上,胡盛寿委员的发言把大家的讨论带入高潮。

  胡盛寿说,我国医疗器械的市场总量很大,但创新水平不高,特别是高端医疗器械基本依赖进口,不能适应目前我国大力推进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所以,作为医疗卫生领域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命题,加快推进医疗器械的产业化迫在眉睫。

  其实,建议讨论医疗卫生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是焦红委员的提议。焦红说,紧扣供给侧改革调研议政,是常委会工作报告确定的全国政协2017年的工作要点,而医卫界政协委员的讨论以此为背景会会更有实践性意义。

  “加速推进医疗产业的确势在必行。”胡盛寿委员的话音刚落,身为华西口腔医学院主任医师的周学东委员就接过了话题。

  “很多人都有一个明显感触,去口腔医院看牙花费比较贵。可这种贵并不是因为医生的诊疗费用高,而是因为耗材费用比较高。比如,目前在我国医院临床中使用的牙植体,最贵的来自瑞士,其价格高达8万元一枚。这是什么概念?是一个人如果种一口牙,其价值相当于一辆宝马汽车。但是让人遗憾的是,这辆宝马汽车并没有开在马路上,而是被含在了嘴里。”周学东生动形象的案例刚讲出来,就引起了委员们你一言我一语的附议。

  “所以,我们呼吁加速推进医疗器械的产业化,特别是医疗产业的国产化。作为一名口腔科医生,看到我们临床使用的耗材有80%以上依赖进口,国产耗材却大都是一次性纸杯、漱口水之类,真为国产医疗器械感到揪心。”周学东惋惜地表示。在她看来,只有实现了医疗器械的国产化,耗材的价格才能降下来,人们的就医成本也跟着降下来,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刘荣玉委员和俞光岩委员的赞同。

  “实际上,供给侧改革是中国医改成功推进的关键。”对于医疗卫生领域供给侧改革的讨论,以黄洁夫常委的这句话做了总结。黄洁夫表示,中国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侧改革所面临的任务是困难且复杂的,只有通过系统性的改革措施,将公立医院改革、分级诊疗和支付方式改革统筹协调起来,中国才更有可能建立起高性价比、高质量的医疗卫生体系。(来源:人民政协网2017年3月6日)

王陇德院士:普及科学知识 培养百姓健康意识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陇德表示,中风是国民致死第一位的疾病,健康中国建设需要各个部门协同作战,尽职尽责。

  作为原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现在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健康中国2030战略研究组首席专家,说起培养老百姓的健康意识,他表示,科学知识不教是不可能学到的。

  到2030年,中国将有3100万中风病人,目前的数字为1100万。王陇德表示,这将意味着要面对的不仅是早死,而是会造成大量病人因中风致残。如果一个家庭有一个中风病人,不单单是病人痛苦,而且需要很多人照顾他,陪伴他。

  王陇德表示,美国患中风的平均年龄是七十三岁,而我国现在是六十二三岁,而且年龄还在前移。这十几岁的差距究竟哪些问题是主因?王陇德举了个小例子可见一斑,在医疗卫生界对中风的风险,比如颈动脉狭窄的问题,都认识不足,就别说老百姓对这个问题的认知了。在美国做颈动脉狭窄手术的医生有三千多名,每年做15-20万例手术,这些病人中风风险大幅度降低。而我国在2009年做脑卒中防治工程摸底时的数据显示,独立开展过30例以上此类手术的医生,全国只有八人。

  王陇德进一步表示,把正确的、科学的生活知识教给老百姓,是政府的责任。这需要进一步明确各部门职责,并且落实要有判定、评价、督导标准,通过多部门的共同努力,来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来源:央视网2017年3月7日)

葛均波、霍勇委员:血管的“沙子”需要国家重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第十届委员会主任委员葛均波院士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霍勇教授近日在京呼吁,“国家应把血脂管理纳入现有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高血压、糖尿病的管理标准,实现‘三高共管’。”

  心脑血管疾病已成为我国居民的第一位死因,占总死亡构成的40%以上。我国自2009年起已将高血压、糖尿病管理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并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但针对胆固醇危害的知晓度、达标率较差。与此相对的是,美国的心脑血管发病率比我国高,但是早在1995年就出现了死亡率下降的拐点,到现在还是一个下降的趋势。霍勇指出,这是因为他们将“三高管理”作为一个整体,筛查、治疗和管理工作做得到位。

  两位政协委员建议指出,为实现国务院《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的通知》的目标,建议血脂筛查作为核心环节,以直接降低高血压患者、血脂异常患者、糖尿病患者的心梗、脑梗等严重疾病的发生;建议对我国有条件的城市年龄大于45岁的城镇居民免费筛查血脂,设立年度健康管理目标。对筛查出高胆固醇的高风险患者积极干预,设置考核目标到城市社区,胆固醇达标率要予以明确要求。

  从整体看,仅靠卫计委难以扩大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危险因素筛查与干预工作,不仅需要国务院给予政策支持与财政支持,还需各级政府支持配合。建议在公共卫生服务包的费用中,列出专款专用。

  此外,两位政协委员还指出,我国目前基层医生心血管疾病和高胆固醇的治疗能力存在不足。由于我国经济和卫生资源分布不均匀,大量欠发达地区医疗卫生情况欠佳,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居高不下与之密切相关。两位政协委员强调,社区医疗机构是城市居民开展心血管疾病筛查和干预理想的地方。随着分级诊疗的实施,建议将二级以下基层医院作为参加该项目的主力军,在筛查干预的同时配合分级诊疗的实施,从基层做起,切实降低心梗、脑梗等疾病的发病率、死亡率和复发率,减少抢救费用和住院费用,避免社会劳动力的损失。(来源:搜狐网2017年3月10日)

互联网医疗

九三学社中央:建立“互联网医疗服务”分诊机制

  九三学社中央在《关于规范互联网医疗的建议》中,建言直指当前互联网与医疗卫生领域深度融合中急需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产业和跨界融合水平不断提升,“互联网+医疗”的服务范围逐渐扩大,按照《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互联网医疗卫生服务从诊前、诊后服务,健康状况跟踪管理,延伸到医嘱、电子处方等网络医疗健康服务应用,“禁止网上医学诊治”的壁垒正在被突破,在线医疗卫生模式逐渐进入互联网诊疗的深水区。在此背景下,互联网医疗服务安全及信息安全、互联网医疗监管、医疗资源配置等问题亟待解决。

  针对医疗服务及信息安全存在严重隐患。九三学社中央建议,尽快出台相关法律、完善配套政策,破除行政壁垒,建立多部门联动、数据共享的资质审查及监管机制,对在线医疗平台的准入机制、业务范围、运行标准和医疗责任界定予以细致严格的规范。

  随着逐步放开互联网诊疗的信号释放,医疗服务平台逐渐与众多医生建立联系,其中不乏知名专家,跨区域就医成为可能。如何做好优质医疗资源线上线下分配?九三学社中央认为,要建立互联网医疗的分诊机制并制定相关细则,规范互联网平台提供在线医疗的路径设置并确保由具有医护资质的专业人员从事分诊工作。对不按规定建立分诊功能的平台,应对其开展在线预约、互联网诊疗等服务予以控制,实现医疗资源的统筹科学高效分配。(来源:《人民政协报》2017年3月3日)

代表热议互联网医疗任重道远但愿景令人期待

  随着“互联网+”热风劲吹,互联网医疗已成大势所趋。在2017全国两会期间,多位全国人大代表认为,“无边界、无围墙”的互联网医疗,颠覆了传统就医模式,但在其快速生长的背后,也需看到诸多痛点及盲点。

  近年来,广东云医院、宁波云医院、乌镇互联网医院等在中国各地相继诞生,打开了优质医疗资源共享的大门。“这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互联网医疗拆掉了大医院的资源围墙,让优质资源移动起来。”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肿瘤医院副院长葛明华持乐观态度。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主任陈海啸也鼓励医疗行业积极拥抱互联网,“我们去年年底建立了互联网医疗中心,在台州最高的山、最远的海岛,布置了互联网远程会诊平台。”

  在互联网医疗火热的背后,网络挂号、在线付费等带来的信息安全问题也如影随形。全国人大代表、奥克斯集团董事长郑坚江是社会资本办医的先行者,他建议通过手机验证短信、指纹技术等,对在线医保卡进行身份识别,解决在线医保卡身份识别和账户安全性问题。

  同样,在葛明华看来,病人电子档案和健康数据信息化容易导致个人信息泄密,要从技术上进一步加强互联网医院的信息数据管理,确保就诊人员的就诊记录、检验报告和影像报告等电子医疗档案的安全。

  虽然“互联网+医疗”建设任重道远,但其勾勒出的医疗愿景依然令人期待。

  葛明华表示,结合智能移动终端、即时通讯技术、可穿戴检测设备,未来可实现更高效率的医疗健康服务,“病人戴上可穿戴设备,医生不用对其进行‘面对面诊疗’,就能实现精确的远程‘视触叩听’,这个梦想有望照进现实。”(来源:中国新闻网2017年3月9日)

代表热议:远程医疗利于资源共享但仍有风险

  无论从产业还是公益的角度网上医疗都值得做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控股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认为,网上医疗最为大家诟病的是网上的信息不知道真假。

  “过去要做一些病理检测的切片报告,可能要把样本寄到国外或者大医院才能给你测出来。现在如果说终端可以测出来之后,把这些病理的资料透过电子远程去给医生看到,病人都不用过来,然后就可以远程诊断。就让很多人不用去大城市,甚至还出国去看名医等等。”在马化腾看来,远程问诊将是共享医疗的一个突破口。

  马化腾希望有一个很权威、全球认可、非常细致专业的IP产品解决此问题。在马化腾看来,网上医疗无论从产业,还是公益的角度都值得做。他希望国家政策能够把好的三甲医院和好医生的能量释放出来。

  依靠网络,对病情能了解多少?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梅州市政府健康产业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林新华看来,共享经济是一个新生行业,医疗保健行业对该种模式的应用比较缓慢。

  对于在线问诊,林新华表示有所担忧:“在线问诊在实际操作中是否合适。”在他看来,医生对病人素来有“望、闻、问、切”四步,加以器械检查确定病情。但在线问诊,医生难以确定病人的实际情况。

  “依靠网络,医生对病人的情况到底能了解多少?掌握多少?”在林新华看来,人的生命是脆弱的,在线问诊很难确保不出问题。

  推广“互联网+医疗”建立远程医疗中心实现资源共享

  “网络问诊结果只能给病人作为一种参考,解决不了核心问题。”对于日渐兴起的网络问诊新模式,全国人大代表、清远市人民医院院长周海波一语直指“要害”,他认为就医看病是一个严谨的过程,网络问诊目前存在管理风险,公众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问诊结果仅供参考,目前还不具备法律意义,因此他建议病人病了还是去医院检查。

  此外,针对各地医疗资源不平衡的情况,周海波提出另一种思路——采取互联网技术,依托区域/医联体龙头医院建立远程医疗中心。他以清远为例分析,比如在清远连山县,整个县里面没有一个有资质医生可以签发B超等检查报告单,因此他们采取结对方式,让清远市人民医院对该县医院进行互联“帮扶”,首先对基层医护人员进行B超等仪器操作培训,当有病人完成检查后,及时将结果传回清远市人民医院,由该院医生进行签发报告再回传过去,这样一来基层医院整体服务水平提高,且由于检查结果互通互认,如果病人再来市医院看病,可免去检查过程,间接减少老百姓看病不必要的支出。

  “通过这种方式,最终实现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周海波坦言,这也是资源共享的一种形式,尤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可以扩大“互联网+医疗”范畴,比如建立远程会诊中心、远程教学中心、远程诊断中心,实现更多优质资源共享。(来源:《新快报》2017年3月10日)

★马秀珍委员:“互联网+医疗服务”需法律保障

  根据银川在互联网医院方面的创新经验,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卫计委主任马秀珍提出《完善互联网+医疗法律保障》的建议,为银川智慧互联网医院发展再上新台阶提供有力支持。

  马秀珍认为,“互联网+医疗服务”需构建多方参与机制,通过政府的监督和引导,形成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共同参与的创新治理模式。鼓励学术界开展研究,让互联网医院的诊疗过程逐步规范化。

  马秀珍建议,国家完善“互联网+医疗服务”相关政策顶层设计,完善互联网医院管理制度;试行开展跨省多点执业,确立互联网医疗机构准入及监管制度;尝试将医保系统与线上诊疗服务进行联网对接,将部分诊疗费用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减轻人民群众就医负担。(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3月11日)

医养结合

★郭广昌委员: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医养结合机构

  全国政协委员、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提交了关于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医养结合机构的提案。他认为,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具有“医养结合”功能的医疗机构包括护理院(站)、康复医院、疗养院、以及养老机构内设诊所等。但在鼓励这些机构的设置、推动“医养结合”服务业发展的当下,依然还存在不少体制机制上的障碍。因此,他建议对这些具有养老功能的机构应区别其他医疗机构实施管理,包括机构设置、审批条件、服务等,建议建立较为宽松的医疗机构床位规划,鼓励社会举办养老性质医疗机构。

  一是放开社会资本举办"医养结合"医疗机构的规划管理和床位管理,只要根据设置标准审批的一律准予建设。或者对该类具有养老功能的医疗机构单独制定"管理办法",制定有针对性的设置标准和服务标准;

  二是简化上述医疗机构设置程序,建议将核发《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程序和核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两程序合并,社会资本在设置“医养结合”医疗机构时,预先备案相关申请材料后即可实施建设,建设后一次性由主管部门审查并核发"执业许可证";

  三是鼓励社会力量建设的医养机构就近和城市大医院建立协作关系,允许实现医疗服务项目的联动及合作,并建立合理的结算机制,合理补偿;城市大医院针对合作的医养或养老机构提供医疗服务;

  四是在上述协作的基础上,建议给予社会力量办的医养机构可以优化或减少相关科室的设置,包括“安宁疗护”等科室,以缓解和避免“邻避效应”,加快城市社区内嵌式医养机构的建设和发展。针对有协作的养老机构内设护理站等医疗机构时,也能与独立设置医疗机构以区别对待,适当放宽面积、以及除基本设备以外等其他设备配置的要求。(来源:中国证券网2017年3月6日)

  罗祖亮代表:构建“医养护一体化”让老人有尊严走完人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全国人大代表、大湖产业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罗祖亮说,我们每个人都会迈向老年,每个人都将面临人生历程的“最后一刻”。“怎样使每年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失能、半失能的老年人有尊严地度过人生最后旅程,给生命最后阶段的人更多关注和关怀,是党和政府不得不考虑的重大社会问题。”

  可尴尬的现实是,目前医院依然没有足够的病床和人员护理,而养老院又缺乏必需的医疗条件。

  罗祖亮因此建议,建立集舒缓医疗、心理疏导和生活照料为一体的“医院一—养老院一一护理院”养老服务体系。

  他提出,把建立“医养护一体化”养老服务体系、推进老年人安宁疗护,作为医疗领域供给侧改革医改的重要内容,作为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纳入政府年度工作考核指标。

  同时,加快建立相应的医疗保障政策,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畴。推动建立相关的商业保险。推动对失能、未失能群体的护理保险。

  政府资助方面,将以城市社区养老卫生服务中心为主要工作场所,开展日间照料、居家养老和医疗服务,卫生部门为老年人提供疾病对症治疗、并发症处置、心理抚慰等技术支撑保障。也可以探索有社区养老、卫生服务中心派员到家庭开展签约服务和安宁疗护工作模式。

  罗祖亮认为,大型医院也应当主动作为,所属专家对不同疾病老年人是否进入终末期适用于安宁疗护范畴作出判定,在安宁疗护工作的起步阶段,医院应拿出适当的床位资源,建立示范的安宁疗护病区。

  大型医院还可以通过合作方式,在小型医院或专门的安宁疗护医院建立基地并发挥传帮带作用。他认为,卫生部门应大力推动康复医院、护理院、老年病医院和疗养院等延续性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机构开展安宁疗护服务。

  罗祖亮建议引导和大力推动社会力量、慈善事业举办安宁疗护专门机构。动员社会组织发挥作用,发起成立安宁疗护专业协会,制定与完善行业标准,医疗模式等并开展专业技术培训。

  “最终得以顺利实施,还需相应的法律去保障。”罗祖亮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安宁疗护医生执业、机构设置、医疗保障、医疗救助等提供法制保障。

  他认为,这将从根本上促进“医养护一体化”养老服务体系建立,促进安宁疗护健康发展。(来源:红网2017年3月13日)

儿童医药

★高春芳委员:多方面合力解决儿科医生紧缺问题

  “儿童专科医院对缓解儿科就医难具有先天的优势,儿童专科医院的专科建设、学科发展、医生的薪酬水平、职业自豪感等方面都优于综合性医院。”全国政协委员、济南军区第150中心医院院长高春芳表示,要鼓励儿童专科医院的建设,同时,还要调动综合性医院的儿科力量,“综合性医院的儿科医生处于弱势群体,薪酬低,职业稳定度低,流失率近10%。”高春芳建议,政策上应要重点关注综合性医院的儿科力量。

  调查显示,35岁以下的层次是儿科医师最主流群体,约占46%。高春芳谈到,青年儿科医生人才是承担儿科医疗的主力军,也代表了儿科医学的未来,但也是儿科流失的主要群体。因此,制定政策方面尤其要关注年轻人,倾听他们的声音,采取具体措施加强青年儿科医生的培养,提供更好的学习机会,提高薪酬待遇,增加青年医生的岗位自豪感,形成让更多年轻人愿意从事儿科职业,安心从事儿科工作的局面。

  另外,高春芳表示,医生的培养是个长期过程,要靠严格的、科学的训练才完成。“儿科就医难如何在短期内有所改观,盘活目前儿科资源的存量是个很好的思路。”

  “应发挥社会资本在提升儿科医疗健康服务中的推动作用,探索公立医疗机构与社会办医疗机构交叉融合的有益探索与实践。”高春芳谈到,同时应发挥儿科医生的潜力,鼓励儿科医生多点执业,尝试在本系统和联合体内进行。(来源:未来网2017年3月13日)

★胡梅英代表:加大研发 保障儿童用药安全

  “用药靠掰,剂量靠猜”,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儿童医院护理部副主任胡梅英这样形象地形容目前儿童用药的窘况。她说,近年来,虽然儿童专用药研发生产领域已取得长足进步,但和成人用药相比,儿童用药剂量规范不清晰、品种类短缺、用药“成人化”等问题仍然突出。

  胡梅英建议,国家应对儿童药品的开发、研制、临床试验予以优先立项等政策支持,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对致力于儿童用药研发生产的企业给予税收等优惠措施,从根本上解决儿童用药的源头性症结。此外,将儿童专用药物纳入医保范围、在药品招标中放宽对儿童药物的招标门槛、完善儿童药品储备制度等,也是可以尽快操作、立竿见影的措施。(来源:中国江西网2017年3月12日)

关注医护人员

★代表委员:尊重医生 建议设立国家医生节

  理解尊重医生每年5月13日设为医生节

  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中央常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杨兴平表示,医生的一生都在忘我工作,具有很强的奉献精神。医生应该受到全社会的理解,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尊重。他建议将每年5月13日定为医生节,在护士节后设定医生节,有利于引起全社会对医护群体恪尽职守默默奉献精神的理解、关注和支持。同时,围绕纪念医生节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可以进一步密切医生与市民间的联系,增强医生的职业使命感和荣誉感,同时也向全社会普及医学知识,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奠定社会基础。

  这是对生命和健康的尊重

  “这个建议非常好,我很赞同设立医生节。”全国人大代表、雅安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张德明说,关于设立“医生节”的呼声已经持续多年,自己也一直关注着有关的进展。医生和教师、记者、护士一样,也应该有自己的节日,“这是对生命和健康的尊重,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这些正能量会形成合力,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张德明认为,目前正是改善医患大环境的关键时期,设立“医生节”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医生代表着生命和健康,这既是对生命和健康的尊重,也是对积极向上生活方式的倡导,“不是给医生放一天假这么简单。这一天,医生可以上街义诊,开展医疗科普教育活动,患者等各界也要参与进来,科学地了解生命和健康。”

  医生的执业操守应获得社会尊重

  “我很赞同设立医生节!”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卫计委副主任罗良娟认为,医生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的最重要人才,其奉献精神和职业操守应获得全社会尊重。如何才能让医生受到全社会的理解、关注和尊重?罗良娟认为,有必要借鉴设立教师节的成功经验,设立医生节,通过仪式感增强医生的归属感,以及社会的认同感。

  每个人都需要医生 医生需要被理解

  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中国画学会理事高晓笛用手语表达了对设立医生节的支持。高晓笛用手语说,不论身份和年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医生来维护健康。很多时候,患者在抱怨就医时间长、医生处置不够耐心等问题时,是否能站在医生的角度考虑问题?当医生得到足够的尊重和理解,医患关系也能变得柔软和平和。(来源:《华西都市报》2017年3月13日)

★江苏医界代表:该不该给医生涨工资?这笔钱谁来出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保护和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如何把握薪酬改革这个关键环节,江苏医疗届代表格外关注。

  两会前,《关于开展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出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保护和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作为综合医改试点省份的江苏,如何把握薪酬改革这个关键环节,江苏医疗届代表格外关注。

  刘璠代表说,大家会在网络看到一些医生在手术室累到在地板上就睡着,这并不是罕见的个例。一台骨科手术的完成可能需要十个人的团队,短的几个小时,长的可能要十几个小时,但劳动价值目前体现地还不够:“国家规定的手术费还是八九十年代规定的收费标准,比如这样的一个手术手术费两三千块钱。定价是政府行为,如果政府不提价,没有任何人敢私自提价。”

  刘璠代表以自己所在的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为例举例说,实施药品“零差价”后,医院药品收入下降,部分医院政府补贴也没有到位,需要拿钱出来“贴补”医院药品“零差价”后损失的收入,再要提高医生待遇有困难。

  “作为产值20多个亿的一家三甲医院来说,药品零差价以后减少纯利润的缺口大约在1.5亿,这个缺口的亏损是6千万,通过各方渠道补偿2千万,(剩下的)从哪来?”

  王静成代表说,以前科室收入分配有“封顶线”,过了“线”,干得再多也不会多拿一分钱,《指导意见》鼓励多劳多得。这在我省多地已经有了尝试,但薪酬制度改革的具体推进还是要解源头问题:“锅里的水也好,饭也好?市财政完全来投入?还是自筹?源头在哪里?”

  李甦雁代表说,药品零差率后,大医院药师的积极性也需要政策保证来充分调动:“我想提一个关于落实药品“零差价”药师服务费的建议,没完全落实就让药师的队伍非常不稳定,他们的劳动没有任何的价值得到体现,而且药品的采购、储存、运输、药品的审方,应该出台一项政策保证保证药师的作用不要被弱化。”

  沈进进代表建议,薪酬制度改革除了公立医院之外,还应该包括疾控人员在内的所有公共卫生从业者:“这个薪酬改革确实很有必要,这部分人员工作很辛苦,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得到应有的回报,建议能够把所有的医务人员都包进去,更好为百姓健康提供服务。”(来源:江苏新闻广播2017年3月13日)

★代表委员:为医护人员披上法律“铠甲”

  法律既是规范医疗行为的“界标”,又是保卫医护人员的“铠甲”。

  今年两会,代表委员们提出相关“涉医法案”,给医护人员一份“公正”的提醒。

  是非面前,精神病司法鉴定如何坚守科学性?

  在全国两会召开前不久,武汉面馆砍头事件、南京宝马肇事案等精神病人犯罪问题将公众舆论聚焦在精神病人犯罪管控的议题上。

  对精神病人消除歧视和给予关怀的前提下,湖南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秦希燕代表认为,在“家庭为主、政府为辅”的管理模式之外,要把精神病人的管理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卫生、民政、公安等部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建立以社区为依托的网络监控体系,及早发现,督促约束、治疗。加强对精神病人群的管理登记,对于精神病人肇事实行责任倒查。

  精神病人犯罪事件中,司法鉴定虽然不是唯一依据,但其科学性、鉴定意见会对最终量刑产生影响。对此,湖南省司法厅副厅长傅莉娟代表认为,必须要规范司法鉴定管理,提升司法鉴定的科学性、真实性、让司法鉴定的公信力有保障。

  而对于已经涉嫌犯罪的精神病人,要在整治羁押中,配备完善的医疗保障设施。傅莉娟介绍,现在湖南已经有一些地区建成配备完善医疗条件的羁押场所,应该继续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和专业人员队伍建设。

  法律是否可以让护士更体面的执业?

  我国老龄化进展迅速。全国政协委员李秀华介绍,近1.5亿老年人患有慢性病,失能和部分失能老年人近4000万。

  而随着医卫体制改革的深入,医疗护理服务更加注重质量。但是我国的护士数量远远不足,李秀华列举一组数字,96.7%的患者或家属担心出院后的导管维护问题;34.6%认为医院目前没有一个专门提供各种咨询的场所;34.4%认为现有的门诊只单纯看病,无法满足各种健康咨询。

  而护士哪里去找?

  由此,李秀华建议将《护士法》立法工作提上议事日程,让护士能够合理合法并且体面的工作。

  有了法律保障,才能打开护士执业瓶颈,推进开办护理院、护理站、安宁疗护中心工作落地,吸引更多的有能力、富有临床实践经验的专科护士体面执业、实名出诊或多地点执业,推动优质护理资源上下贯通的激励机制,体现劳动价值。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及多样化、多层次的健康需求。

  医患唇齿相依医疗暴力事件可否入刑?

  时有发生的伤医案件及医闹事件,警醒我们目前的医患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制约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推进。

  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认为,现有规定对个人纠纷与医患矛盾的界定模糊,中间灰色地带过宽,导致在对伤医案件的定性处理上更多被认定为个人纠纷或一般意义上的医患矛盾,而非刑事案件,不利于对医护队伍的保护。而两者的区分点,熊思东指出,如果事件已经发展到对医生的人身安全造成侵害,就应该属于刑事犯罪。

  据了解,虽然2016年,国家卫计委、公安部、司法部等9部门联合下发《关于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方案》,在全国范围的打击涉医违法犯罪的专项行动。但现实却不乐观,仅2017年以来,全国发生的伤医事件之密集已有赶超往年之势。

  在医疗暴力如此凸显的当下,全国人大代表、长沙医学院院长何彬生在两会上建议,建立“反医疗暴力法”,从制度上保障医务人员的执业安全和人格尊严。

  医疗场所是特殊的场所,法律维护医疗群体的安全和权益,也是在维护所有人的健康和安全。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温建民递交了“增设扰乱医疗秩序罪”的提案。他认为,此举可以与2015年《刑法》“医闹入刑”有关的条文相适应,刑法也可以落地,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也可以依据这条法案,对扰乱医疗秩序、危害医务人员身心安全、伤医、杀医、辱骂医生的各种不法行为进行追责,起到威慑的作用。(来源:健康界2017年3月15日)

法制建设

李兰娟委员:健康中国呼唤卫生基本法

  “随着医改的深入,健康中国战略的全面实施,健康不仅是卫生发展的目标,更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直接结果和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迫切需要《卫生基本法》的法治保证。”3月11日,全国政协委员、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兰娟在小组讨论时,指出当前医改亟待完善的一项制度建设。

  李兰娟委员分析,医改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已不单纯是有效供给与实际需求之间的矛盾,而是健康权利保障的制度性设计和卫生利益分配的体制性问题。眼下医改面临诸多棘手难题,需要在《卫生基本法》层面,进一步合理构建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框架。此外,科学推进卫生健康事业,现行不少卫生法律法规相互冲突、适用性和操作性不强等问题,都需要靠制定《卫生基本法》加以保障和协调解决。

  “出台《卫生基本法》,并以此确立深化改革与长远发展的基本方向、原则、目标、任务以及基本途径、方法,以此指导和推动各项卫生政策、法规的配套和完善,解决当前制度、体制上存在的障碍,平衡众多利益主体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李兰娟说。

  李兰娟委员指出,卫生健康工作涉及到政府和社会大系统,制定《卫生基本法》,不能限于卫生计生行政管理部门的现有职权范围,应当立足于保护公民健康权益的全局,来把握政府部门关系以及其他各类社会关系,恰当界定卫生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范围,使之成为与公民健康权益相关的各类法规、规章制定的基本依据。

  “出台《卫生基本法》,既是我国立法工作的当务之急,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她呼吁。(来源:浙江在线2017年3月12日)

陈海啸代表:加快制定卫生基本法

  在加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基本法》的议案中,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台州恩泽医疗中心主任陈海啸认为,我国现行有效的卫生法律共10多部,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200多个。尽管基本覆盖了疾病防治、公共卫生、医政管理等领域,但这些法律法规均以某一领域的单行法律法规为主,规范某一方面的工作,很难形成合力,因此,我国需要以立法的形式来表达民众的意愿并予以国家的保证,将各种卫生工作关系和卫生活动准则纳入法制轨道,做到用法律的手段确保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并且有必要加快推进立法进程。

  陈海啸表示,卫生基本法的制定应坚持预防为主、卫生保护、保障社会健康、患者自助和公平等原则。(来源:健康界2017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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